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，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，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，伸直了腿挺着睡，翻身都很困难。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，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，要拱进去，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。
即使有地方睡，但并不是就可“高枕无忧”了。陕北地区降水较少，水源也不丰富，洗浴几成奢侈，虱子、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。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者赵超构在《延安一月》中这样写道，“扪虱开会的参议员，这是绝妙的新闻，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。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‘好朋友’，生虱子的问题绝不像我们这边看得这样羞辱。”但说归说，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力群，他的办法就是“把衣服脱得精光，一丝不挂，再用两手摸小腿，把跳蚤摸掉，迅速上床”;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、社长等职的胡绩伟，睡在窑洞里拍臭虫，拍得满手都是黄水，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里爬出来，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，然后钻到里面。
